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上将被称作“七路半将军”，是因为他在抗战期间坚定地站在八路军一边，还给八路军提供了大量弹药和物资，曾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朱绍良只挂虚职不管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六任司令长官先后是蒋介石兼、程潜、卫立煌、蒋鼎文、陈诚、胡宗南）、拥兵四十万的中将加上将衔“西北王”胡宗南，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甚至有人说他也是地下党——这种说法当然没有确凿依据，但他跟当年的周副主席，也就是我们熟悉而尊敬的周总理，关系确实好得有些非同寻常。
曾在胡宗南身边工作（潜伏）多年的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熊向晖回忆）中回忆，胡宗南对周副主席的尊敬和亲近，是发自内心而绝非伪装，他在西安宴请周副主席，在细节安排上周到得不像一个战区司令，而更像一个对老师毕恭毕敬的好学生：他严格挑选了作陪人员，并规定所有人对周副主席要以师礼相待，酒宴期间不要称老蒋为委座、总裁，而要叫老蒋“委员长”，称自己为“胡宗南同志”。
曾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兼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胡宗南原本是个粗线条的人：“蒋介石信任他，让他封锁延安，可是他对付不了延安。他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军需处长是共产党，作战室的参谋也是共产党，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的部队还没有出发，延安就一清二楚了，搞得胡宗南几十万部队一点用也没有，而且，他身边的那些共产党直接与周恩来联系，胡宗南还打什么仗呢？”
黄埔四期的文强作为军统将军级特务（后在胡宗南孙连仲保举、老蒋批准下，成了军统少数几个中将之一），参加过南昌起义，曾经担任过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来因为复杂原因转换阵营加入军统，但对胡宗南部队的“地下党嫌疑”从不调查，为此他在《口述自传》中还坦然自证：“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
胡宗南跟当过共产党省级干部的文强关系极好，跟戴笠关系也很铁，但却不让军统插手自己军队，这一点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在《军统内幕》中有明确记载：“胡宗南的长官部搞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就不是戴笠所派的人，而是由他的亲信当处长。那时别的单位几乎都是由军统控制第二处，胡却不同意由戴笠来统一安排，而由他自己另搞一套。”
胡宗南和戴笠“亲如兄弟”，但却有个边界，那就是无论戴笠还是毛人凤，都不能动“胡宗南”的人，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暴露的时候，戴笠已死，毛人凤也没采取任何行动，而是把事情压了下来，所以熊向晖安然去美国留学，又安然归队，“国防部保密局（原军统）”就像不知道一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熊向晖等人暴露一事，沈醉不但知情，而且是个旁观者：“叶翔之半夜把我叫醒，说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去给他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他怕叶翔之说出去，对叶表示特别亲热。他和我们谈话时，总是一再提到他和戴笠的关系，生怕我们忘记了一样。”
胡宗南对熊向晖的保护可以说做到了极致，对周副主席的尊敬，也不是虚情假意，当熊向晖把老蒋命令胡宗南偷袭延安的消息传递到延安，延安通过公开方式进行谴责，并迫使老蒋命令胡宗南取消行动后，胡宗南的表现很有意思：“胡宗南已于7月8日下令收兵，先遣人员返回原建制。他看到上述文电时哈哈大笑，对《质问国民党》一文的犀利文笔很感兴趣。”
胡宗南偃旗息鼓后，得知周副主席将路过西安（周副主席往返重庆与延安之间），马上下令做好接待准备：“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邓颖超。从黄埔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选三十人左右，各偕夫人出席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他还规定，在酒会上，对周恩来称周先生，对邓颖超称周夫人，对蒋介石不称委座、总裁而称蒋委员长，对他本人称胡宗南同志。王超凡问：对林怎么称呼？胡宗南答：不请林（熊向晖注：林是黄埔四期生，从苏联疗养回延安路过西安时见过胡宗南，态度甚卑，胡宗南瞧他不起）。”
胡宗南为周副主席举办的招待酒会于7月10日下午举行，胡宗南让熊向晖代表自己、坐着他的专用汽车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迎接周副主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按常规，迎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贵客，应该由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前往，胡宗南派机要秘书熊向晖代表自己，肯定不是不重视，而可能另有原因。
胡宗南这样安排，让熊向晖可以跟周副主席接触而不被怀疑，而胡宗南对周副主席的敬重，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胡宗南给周副主席的排场，跟他迎接老蒋也差不多：“车到小雁塔。胡宗南在会场外等候，向周恩来敬礼，陪周恩来进会场。王超凡向环坐在四周的作陪者下令：‘起立！’周恩来挥手致意。胡宗南陪周恩来在东侧中间的双人沙发上就座。王向作陪者下令：‘坐下！’”
胡宗南在酒会之前，已经告诉作陪的三十多个黄埔系将军，今天只谈感情不谈政治，但熊向晖听得很清楚：“周恩来和胡宗南谈，既谈政治，又谈军事。”
胡宗南可以跟自己的周主任谈军事、谈政治，但手下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副主席敬酒的时候，却说错了话：“刚才胡宗南同志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周副主席海量人所共知，但每人一杯也有点多，但周副主席和胡宗南自有用对之策：“周恩来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他们遵命干杯。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姓名、职务。他们转身回座时，个个面露喜色。”
周副主席对黄埔系将军进行了鼓励并做最后致辞（一般来说，最后一番话应由“主人”来说，但这次例外），号召大家团结抗日，并表示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结果当然是大家干杯：“说完，他一饮而尽。胡宗南也一饮而尽，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胡宗南陪周恩来走向他的专车，车启动，胡宗南注目敬礼，周恩来向他招招手。”
在离开前，周副主席已经告诉胡宗南要送他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让熊向晖跟着自己去七贤庄去取，胡宗南很感谢地派熊式辉同车去取，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周副主席问了熊向晖一个关键问题：“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熊向晖回答：“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着，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他请求过黄河反攻，蒋介石未准。王世英邀他访延安，他很想去协调一些关系，蒋介石不准。这次蒋介石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介石准予罢兵。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放在第一位，‘北制共’放在第二位。”
周副主席对胡宗南的评价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并在解放前四次派专人做胡宗南的工作，此事在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杂志2010年第一期的《胡公冕在西北的往事》中有详细记载，笔者此前引用过，这里就不再复述了，但当时胡宗南的表现却很是耐人寻味这篇文章详细回忆了胡公冕四次策反胡宗南的全过程——胡宗南已经表示“让北平派大员来谈”，但他败逃太快，派去联络的人没有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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